为慎重起见，凡宪法案件都应列为重大案件。

认识到这个问题后，迈克尔·塔格特通过将公开、公平、参与、公正、责任性、诚信与理性罗列为主要从行政法提炼出来的公法价值加以回避。例证就是，欧洲法院被推向了经济宪政主义的方向，这不仅仅是出于其自身的地位和立场，而且也是由其主要对话者推动的。

不过，通过行政法的机制，典型的如监察专员、特别裁判所或司法审查实现获取政府信息的立法性保护，显然使其进入到了行政法的界限。⑥ 换句话说，调整特定全球商品链条的法律规则和实践网络，必然会体现这一链条中的影响力和权力结构。③ Cassese,Shrimps, Turtles and Procedure: Global Standards for National Administrations, IILJ Working Paper No. 2004/4, p. 19.④ F. Snyder, Governing Economic Globalisation: Global Legal Pluralism and EU Law, 2002, pp. 10～11.⑤ Kingsbury, Krisch and Stewart,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68 Law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05, p. 15.⑥ Snyder，同前注③文，p. 11.⑦ Muchlinski,Globalisation and Legal Research, 37 The Int'l Lawyer, 2003, pp. 221～237.⑧ 进一步的讨论，参见P. Cane, Responsibility i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2。(55) 追求全球行政法与追求新世界秩序的世界民主的关联在于参与这一概念。这体现的事实是，行政法的主要制度是在19世纪确立的，通常以着重强调三权分立或权力功能性分离的宪法为背景。

她尝试建构一种跨司法沟通的类型，涵盖了法官就权利观念进行轻松国际交流的各种方式。更细的规则则界定什么是听证，通常是在判例法中。其次，政治协商规范化，是通过一系列明确、具体的规范，来规范相关的政党和组织的行为，包括政治协商组织本身的行为，建立规范化的协商民主的秩序。

当然这中间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如：如何界定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法律效力？如何将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与人大的立法监督区别开来？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人民政协的法治化，笔者认为，以制定基本法律的方式，对人民政协的组织活动进行规范，无疑是可取的模式。然而，就中国的政治实践而言，由于人民政协制度的法律定位不明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是制约了政协职能的发挥，使得政协的实际作用并没有达到其制度设计的预期目标。高兴了就协商，不高兴了就不协商。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

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定位，为人民政协法治化奠定了法律基础。[10]（四）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权架构中的地位，为人民政协法治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反对将人民政协法治化的主要理由中，有一个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那就是人民政协的宪法定位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而不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人民政协的职能不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

显然，政治协商制度时三化建设，关键还是如何实现法治化的问题。[2]宋功德：《论人民政协的软法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进入专题： 人民政协 法治化 。

尤其是关于政协委员产生、罢免、退出的程序等重要问题，均无明确规定，这也正是近年来社会上对政协工作批评较多的方面。[4]罗豪才：《人民政协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载罗豪才等：《软法与协商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7]罗豪才：《人民政协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载罗豪才等：《软法与协商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三）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为人民政协法治化拓展了制度空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年2月8日）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因此，人民政协的法治化应当是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

但人民政协的活动，包括履行职能的内容、对象，主要是对外而非对内的。（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为人民政协法治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按照现代法治的基本原理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国家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社会公共领域的各项工作，都应当在总体上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并且按照法治化的要求来运作。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保证人民政协活动的开展？正如有学者指出：在现代国家制度中，任何政治组织在国家权力运行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其自我定义都是没有法定效力的，都必须依赖国家法律体系的支持。[9]高轩：《论人民政协制度的法治化完善》，《学术研究》2007年第6期。其次，人民政协虽然不是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机关，但也不是非国家机关，而是准国家机关，也就是说，它虽然无国家机关之名，却有国家机关之实。江泽民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针。(6)政协委员的产生、罢免以及权利义务等。因此，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化和程序化必然要求实现协商民主的法治化，这也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注释】[1]见罗豪才等：《软法与协商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正如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把规范与事实联系起来，体现了民主的法治化和程序化。

（一）依法支撑人民政协的组织活动目前人民政协组织活动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政协章程》，这是由全国政协制定的。正如有学者指出：就人民政协的工作而言，所谓‘法治，其精神实质就是‘依照一定原则和相应的规则进行治理，就是要求各社会共同体和各社会成员都服从一定的原则和规则，其总体要求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它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三大基本法律之一，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职权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两种重要形式之一，主要是以政治协商制度为制度载体的，它应当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并且有明晰的规则来保证其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不断推进人民政协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效。[11]因此，今天的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权框架中己经占有重要地位，它的职能在很多方面是与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关的，并且在组织编制、工作规则和工作程序等方面与国家机关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39]12．独立云者，并非他人不得干涉自己之谓，必须自己亦不得干涉他人方可谓之真正独立。草案第四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判决大总统、副总统有罪时，应黜其职，其罪之刑由最高法院定之。

而在李克明与耿臻显所提出的修正案中，更是发生了常识性的错误，其修正理由有：我国平政院组织法关于受理范围亦限于：（一）关于组织及手数料赋课事件。盖当立法之始必须预为筹虑究应如何规定而后乃能收整齐统一之效，如是则立法现象方有进步，而司法方面亦藉此可呈露其尊严之现象。

1916年9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宪法会议提交总说明书，由起草委员蒋举清就宪法草案不采纳行政裁判制的理由作出说明。至于诉讼费之减轻，手续之简便，皆所以增广控诉之自由，保障人民之权利。

委员伍朝枢坚决反对平政院的设置。若今以特别诉讼附于普通法院，推而极之，则凡海陆军事及其他情形特别之诉讼，无不可以普通法院行其职权，兼容并包非为法律不许，即事实上已有所不能。

是行政审判院之原则原为保护行政权而维持司法权者而设，但行之既久，行政官署权势渐益巩固，不特司法权不能维持，且于司法权反有所侵害，难免滥用权力侵犯人民诉讼自由之弊，于是行政审判院之性质一变。况行政诉讼本为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又使他种行政机关为最终之判决，是无异私人之自行违法一方为当事人，一方又自为审判也。个人自身触犯刑法，无论何人均应受司法之制裁，若行政机关非个人身分之比，因行使其行政权过当致人民受其损害，其起诉性质又与刑民不同。[30]4．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当日出席议员共536人，三分之二即358人。控地方官之案逐日增多，明治五年始议设平政院。

骆继汉所提出的修正案及王谢家在二读会中的发言也持类似观点。3.吾国向来系专制国家，人民对于官吏甚为畏惧，几成一种中国特别之民情。

王绍鏊则在审议会中提出：盖平政院审理行政诉讼其提起诉讼者，往往系行政长官之授意，其由自行主动者绝鲜。夫中国特别之民情既然怕官，所以行政官吏有损害人民权利之处分，人民即视为当然，夫既视为当然，所以不敢违抗。